摘要：五臺山自東漢建大孚靈鷲寺，唐宋時已是公認的文殊菩薩道場，故觀音之說實不可取。魏晉以降，菩薩的服飾常見有帔帛。在這樣的心理陰霾之下，宋太宗轉向佛教尋求安慰和解脫實在也是人情之常，于是有了大建佛寺、廣度僧眾，也有了金銀佛像錢的創作。

　　淳化元寶背后的像有什么由來。錢背造像的解說向來多有紛紜。坐像多認系觀音，立像則有善財童子及韋馱等說。五臺山自東漢建大孚靈鷲寺，唐宋時已是公認的文殊菩薩道場，故觀音之說實不可取。韋馱是“二十諸天”中第十二天，世稱韋馱菩薩，中國寺院中常置于天王大殿彌勒像后，面對釋迦牟尼佛像，形象為披甲胄拄金鋼杵(或合掌橫金剛杵于雙臂上)，立像與此顯然有異。立像肩上帶狀物實為帔帛而非如意，這在精鑄版金銀錢上得到了證實，其細節十分清晰，分別自左右腋下延展至肩上，故“如意”之說于此已可徹底否定。帔帛是宋以前婦女的常用服飾，作用大抵類似于披肩或圍巾，至晚漢代已見流行，因為劉熙《釋名》一書中已講到：“帔，披也，披之肩背，不及下也。”

　　帔帛在宋以后已基本退出實用，然而在仕女造像中，一直到明清仍是常用的經典服式，其造型在唐代較短，五代時加長成為一條飄帶縈繞于肩臂之上而兩端垂于身側。魏晉以降，菩薩的服飾常見有帔帛。不過，立像更可能是供養人。合掌而立原是供養人的典型形象，在許多佛教題材的壁畫、雕塑中都有出現，不過其足底的蓮臺卻容易使今人產生先入之見，認為須是菩薩或者其侍者弟子方得如此。然而只要切實地考察一番當時的風習，就會發現這原本不成其為一個問題。供養人將自己的形象程度不等地仙佛化，在佛教寺窟造像中原是相當常見的。

　　淳化金銀佛像錢的由來，或許還與宋太宗的經歷和心態很有關系。“燭光斧影”雖然聳人聽聞，但宋太宗多半并不曾有弒兄的行為，這個可以永遠爭論的問題不須糾纏;不過他繼位之后，德昭自殺、廷美貶死，不免感受到自責和壓力，有時還會突然對臣下講真假難言的秘事欲以自辯。在這樣的心理陰霾之下，宋太宗轉向佛教尋求安慰和解脫實在也是人情之常，于是有了大建佛寺、廣度僧眾，也有了金銀佛像錢的創作。當時整個皇室的風氣可能都偏向于崇佛，宋太宗第三女邠國大長公主出家為尼號“員明大師”、第六女衛國大長公主尊號“報慈正覺大師”，這在兩宋歷史上是很罕見的情形。宋太宗以后,北宋列帝都不特別偏好佛教而且往往別有寄情，如真宗造作天書、徽宗做道君皇帝，背景不同了，自然不復有同樣的制作。